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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出口,这个可以有******

  日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通知》提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决定新增辽宁、福建、河南、四川、河北石家庄、内蒙古呼和浩特、吉林珲春等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当前为何要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此前部分地区试点情况如何,国内二手车出口情况怎样,如何助推二手车出口业务大发展?

  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二手车增量最大的国家,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充足货源。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很多员工正热火朝天地忙着海外营销业务。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乌兹别克斯坦、希腊等国出口二手车300余台,涵盖奥迪、大众、特斯拉等多个品牌。”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霖说。

  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河北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近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停放了近百辆准备出口迪拜的二手车,即将报关起运。此次二手车出口业务由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海兴投资公司承揽。

  海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宝津表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除了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外,还专门成立了车辆管理所综合保税区分所,直接实现了二手车出口、过户、转移待出口等手续办理足不出区,即办即走。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助推了曹妃甸综合贸易大港运能提升,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山东潍坊在积极培育发展二手车业务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份依托寿光市德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整合有关企业境外营销网络资源,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申报工作。依托成熟的境外营销网络体系、稳定的二手车市场资源和完善的车辆信息质量追溯管控能力成功入选,潍坊成为山东省第四个国家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

  潍坊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启蒙介绍,对于二手车出口业务将简化通关流程,加强合规指导,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海关通关便利化政策,让二手车出口驶出加速度。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出口已经突破了1.6万辆。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二手车的平均单价也在大幅提高,从2019年的不足5000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近1.5万美元。

  发展优势明显

  作为工业制造强省和汽车制造大省的辽宁,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一直有较强优势。

  此前,辽宁省内沈阳、大连两市获批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根据最新通知,辽宁全域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辽宁省商务厅进口服务处处长柯枫表示,辽宁拥有华晨宝马等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企业372家及汽车零配件配套企业1700余家,汽车流通服务体系健全,能够实现二手车检测、整备、维修、物流等一站式服务,在二手车出口领域有较强比较优势。

  河南省郑州市已于2020年成为我国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之一。作为我国汽车产量、销量、现车存量和二手车增量较大地区之一的河南,拥有配套零配件供应充足、售后保障体系健全等特点。同时,在服务二手车出口方面,海关、金融、税收等方面的设施完善。此外,相关企业拥有多年建立的国外仓储和广泛分布的销售网点,也具备了可利用可租用的国外销售基础条件。

  “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扩围看似单一商品的外贸政策,其实其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说。

  宋向清表示,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受制于国民消费习惯,不能快速放大。一些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相对成熟,欠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巨大。因此,扩围二手车出口试点业务地区,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规模,不仅可以带动汽车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复苏,而且有利于提升国内汽车更新换代速度,扩大新车消费,促进汽车行业多业联动发展。

  难点问题待解

  我国二手车车况好、价格低,性价比比较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加上我国汽车生产和出口经营企业在全球建立了较好的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可以提供较全面的全方位的服务。但是,也应看到行业发展的困难。

  宋向清举例说,由于千差万别的法律制度、消费习惯和社区文化等,二手车市场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出口运输成本的增加、配套零部件的可持续供应、售后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认定和赔付等问题都是汽车国际流通的难点。

  制定二手车出口质量标准,规范二手车出口秩序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是重点。

  有关专家建议,各地区应统一部署,统一培训,统一行动规范,把有关标准有理有据地嫁接到异域他国,以便二手车出口业务不断扩大,也便于进口国消费者更好地体验驾乘中国品牌汽车的乐趣。同时,有关部门应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国内二手车出口业务资源共享机制和共用平台。利用国外二手车市场大数据调整市场布局,进行市场的自然调节,进而实现车辆的动态流通和自然淘汰。

  据悉,辽宁制定了《辽宁省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切实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二手车出口工作机制,高标准遴选二手车出口企业,强化二手车出口业务指导,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业务监管。

  柯枫表示,下一步,辽宁将进一步制定优化准入标准,严格遴选出口企业,研究制定二手车出口企业准入标准,规范遴选程序,支持具有车源整合能力、海外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出口质效规模;大力发展辽宁二手车出口相关的维修整备、检测认证、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指导企业通过自建、资源共享等方式,建立与出口规模相适应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售后配件供应,提供维修技术支持。

  “我们将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务实高效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为广大厂商提供一个更为畅通的海内外出口通道,帮助出口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潍坊市商务局外贸科科长王丽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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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

  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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